以驻外记者的身份记录了中国崛起和欧亚两大洲的冷战，以《纽约时报》编辑的身份塑造了纸媒的黄金年代，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里带领学生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的西摩·托平(Seymour Topping)，周日在纽约白原市去世，享年98岁。

他的女儿罗宾·托平(Robin Topping)表示，他是上月底经历一次中风后在白原医院去世的。

作为一名年轻的驻外记者，被俘的托平在中国中部一个农舍里整夜听着隆隆炮火声。1949年1月7日破晓，炮声停止了。当抬头看到一名人民解放军士兵的步枪枪口时，他想知道那一阵静默意味着什么。后来不久，他写道，那是中国内战的终结、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的胜利。

经历了为通讯社和时报担任驻外记者、在时报任外国新闻编辑和执行主编——地位仅次于主编A·M·罗森塔尔(A. M. Rosenthal)之下、从事教职并撰写四本著作、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之一的职业生涯，六十年后，托平回忆了当时炮火声平息下来那定义历史的一刻。

“在毛泽东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时刻，东亚正要迎来一个被战争、革命和种族灭绝席卷的时代，”他在回忆录《冷战前线》(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Cold War)中写道。“数千万人在中国、朝鲜、中南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战争、政治清洗和宗教暴力中丧生。”

被同事们以“Top”相称的托平认为，新闻报道永远不只局限于当天的新闻进展，尽管它们可能很有趣。事件的历史意义也很重要。

他深思熟虑、精确无误，是一位冷静的事件和人物评论者。无论是在战区、在莫斯科或北京采访世界领导人；还是在新闻编辑室处理大量突发新闻；抑或是在大学讲台上，为可能见识过战争但却从不曾用打字机报道战争的新一代记者分析全球事件的时候，他都显得那样轻松自如。

从1946年到1959年的14年里，他在全球奔波，以极度简洁的电文进行新闻报道，先是在国际新闻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报道中国内战，然后在南京、西贡、伦敦和柏林为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工作，报道冷战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在这期间，他学会了快速的、往往非常危险的截稿日新闻竞赛。

1950年，除了报道导致朝鲜战争的事件外，他还成为二战后美国驻越南的第一位记者，报道法国对胡志明的共产党军队的殖民战争，当时美国有意识地隐藏了对该地区的兴趣。在欧洲，他报道外交会议、围绕柏林的拉锯战，以及东西方参战国之间微妙的威胁。

他的独家新闻和敏锐的写作引起时报编辑的注意，并于1959年聘用了他。在接下来的34年里，他成为时报报道世界大事的关键人物。作为莫斯科分社社长，他在1960年报道了U-2侦察机事件，在1963年报道了中苏关系破裂，还报道了苏联的太空发射以及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进犯行动。

1963年至1966年担任东南亚分社社长期间，他报道了美国早期在越南的军事介入，以及在老挝和柬埔寨的战争。

他在1966年成为外国新闻编辑（现在的职位名称是国际新闻编辑），在三年的时间里指导了40名记者的工作，包括越南战争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他不注重国外的官方报道，而是关注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社会、文化和思想追求。他提倡“外带”报道，也就是一篇较长的文章，旨在为新闻添加观点、深度和理解。

担任编辑期间，他继续为时报及其《周日》(Sunday)杂志撰稿，四处旅行，曾采访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南非总理约翰`沃斯特(John Vorster)、伊朗国王、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中国总理周恩来、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和约旦国王侯赛因(King Hussein)。

他通常会与作家兼摄影记者奥黛丽·朗宁(Audrey Ronning)同行，二人在南京相识，并于1949年结婚。他们的五个女儿都是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出生的——苏珊(Susan)在西贡，凯伦(Karen)和莱斯利(Lesley)在伦敦，罗宾在柏林，乔安娜(Joanna)在纽约布朗克斯维尔。

从1969年到1986年，在罗森塔尔掌管新闻业务的17年时间里，托平的名字进入时报报头，先后担任助理执行主编、副执行主编和执行主编。这并非偶然。

尽管两人之间的不同之处就像黑夜与白天一样，但托平是罗森塔尔精心挑选的另一个自我，他像罗森塔尔一样强硬，但没有罗森塔尔的粗暴棱角。托平低调的外交家气质和好脾气的冷静对罗森塔尔产生了延缓的影响。罗森塔尔曾是脾气暴躁的记者，担任主编后的成就并没有掩盖他粗暴、善变的性格，这种性格有时会影响员工的士气。

两人共同塑造了《纽约时报》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新闻报道——越南战争、五角大楼文件案、导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下台的水门丑闻、冷战的变迁以及接二连三的中东危机。

在他们联袂工作期间，员工会议通常由托平主导，即使罗森塔尔在场的时候也不例外，在这些会议上，编辑们决定哪些文章应该上头版、以多大的力度来强调——这些决定会影响全美各地新闻编辑们的判断。在罗森塔尔外出拜访记者、偶尔外出报道或因个人生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而缺席的时间里，托平基本上会管理新闻编辑室数周或数月之久。

“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2012年，托平在纽约斯卡斯代尔家中为这篇讣文接受电话采访时回忆说。“他做任何重大决定都要征求我的意见。他遇到麻烦时，我会去收拾残局。我对他绝对忠诚。”

1987年，在罗森塔尔接近法定退休年龄（65岁），卸任成为专栏作家后，托平也离开了编辑岗位，成为时报公司32家地区报纸的编辑发展总监，他一直担任该职位直到1993年退休。在他任职的最后一年，他担任了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的主席。

1993年，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以及由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普利策奖的负责人。他担任这两个职位长达10年，直至2002年。作为《在新旧中国间穿行》（Journey Between Two Chinas，1972年出版）和背景放在中国和越南的两部小说的作者，他继续为时报撰写专栏，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大学就各种国际事务发表演讲，尤其是新闻从印刷媒体向电子媒体的过渡这个主题，他对此持乐观态度。

除了女儿罗宾，他仍在世的家庭成员包括结婚70多年的妻子；另外三个女儿——凯伦·托平·科恩、莱斯利和乔安娜·托平；以及七个孙辈，四个曾孙辈。他的女儿苏珊·托平于2015年去世。

托平原名西摩·托波尔斯基(Seymour Topolsky)，1921年12月11日出生在曼哈顿，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约瑟夫(Joseph)和安娜·塞德曼·托波尔斯基(Anna Seidman Topolsky)。在乌克兰一个犹太人村庄，他的母亲在哥萨克人发起的一场大屠杀中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遇害。他的父亲留在俄国的亲人后来也都在大屠杀中丧生，他将自己的姓氏进行了英语化。

十来岁的时候，西摩就读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巨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梦想成为一名驻外记者。1939年，他从布朗克斯区的埃文德中学毕业后，进入密苏里大学。该校拥有的那间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学院，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在1943年拿到学位，随后作为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成员，被征召入伍，加入战时的陆军，在菲律宾成为了一名步兵军官。他于1946年退役。通过在马尼拉建立的人脉，他被国际新闻社聘用，虽然缺乏经验，但还是急切地接受了前往中国北方采访的任务，报道“二战”结束后再度爆发、前后长达数十年的内战。

1949年，在报道了蒋介石兵败东北并加入美联社后，托平来到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当时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向这里推进。他来到前线，穿过无人区，被共产党游击队俘虏。因此，随着决战的临近，他成为毛泽东的军队里唯一的一名西方记者。

作为俘虏，他被押送到数英里外的战地总部，位于一个弹坑密布的战场，到处都是尸体和国民党军队的美国制造车辆残骸。他在枪口下被关进了一间小屋子，在隆隆的炮火声中一夜不眠。 

早上，枪声平息后，一名自称吴“副政委”人来到小屋，归还了托平被没收的打字机和照相机。吴告诉他，军方护送人员和马匹正等着把他送回去。

“你知道吗，我来这里是为了从你们的角度报道战事的，”托平说。

“不用了，”吴轻声说道。

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投降。南京很快就会拿下。战争结束了。

托平在回忆录中记下了那次离别：“我上马时，吴走到我身边，把手放在马鞍上，第一次用英语轻轻地对我说，‘希望能再见到你。一路平安。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