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就是一種以民族、或企圖以民族為中心建立政治秩序的思想或主張。這一性質在近代中國表現得尤為明顯，1924年孫中山在其《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第一講開門見山地談到：在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註1）也就是說，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為了建設一個「中華民族國家」而被發明出來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鼓吹天下主義的儒家思想在歷史上一直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統治正當性的思想根據，民族主義原本最無可能在近代中國站穩腳跟，然而事實卻是民族主義戰勝了天下主義，主導了中國的近代歷史，這無疑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巨大的拐點。然而近代中國之所以選擇了民族主義並開始出現「中華民族」＝「國族」的思想，比起當時中國內部狀況所起的推動作用，更主要的原因則是在天時、地利和人和皆備的條件下，中國以推崇單一民族國家形式的日本為師，學習了這一思想。
所謂天時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以及在此基礎上日本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兩次戰爭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而1898年時清政府的百日維新卻以失敗告終；所謂地利就是日本與中國僅一海之隔，且日本使用漢字，兩國之間的信息傳遞和相互交通都較歐美各國便利；所謂人和就是在上述天時和地利的基礎上，大量中國留學生和思想家聚集到日本，認真總結近代日本成功的秘訣和積極探索近代中國發展的道路。而在近代日本的這個場域中，中國的思想家們看到和學到的就是如何建構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其最具體的成果就是「中華民族」＝「國族」思想的誕生。
「中華民族論」實際上是種族論
近代中國之所以選擇了民族主義並開始出現「中華民族」＝「國族」的思想，比起當時中國內部狀況所起的推動作用，更主要的原因則是在天時、地利和人和皆備的條件下，中國以推崇單一民族國家形式的日本為師。
近代的「民族」概念，是在19世纪末由日本傳入到中国的（註2）。梁啟超在其《新民說》中曾經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當年在北京見到駐清國日本公使大使矢野文雄（號龍溪），他引黃遵信《日本國志》所記議論日本，結果被對方斥為「無異於據明史以言今日中國之時局」，因為「黃書成於明治十四年，我國自維新以來，每十年間之進步，雖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則二十年之書，非明史之類如何？」梁啟超當時頗不以為然，然而1898年流亡到日本後，「東遊以來，證以所見，良信。……夫同在東亞之地，同為黃族之民，而何一進一不進，霄壤若此。」（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