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晚上，特別留下了編輯部和社媒的同事盯住金馬獎，配合著已經、或準備好發表的專題，加上即時報導，自以為安排得很妥當，可以順順利利完成2018年、第55屆金馬獎的報導。
沒料到的是，這一屆金馬獎舞台上政治話題發爐，爭議一時間炸開了鍋。風波之後，一種評論意見是高呼：「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但首先，對《 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還口誦心維的人，大概不會有什麼呼籲「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的正當立場。其次，對於真誠擁護自由創作，但希望「金馬這個電影人大家庭」不要遭「政治汙染」的評論者，仍然有一些觀念可能落進誤區。
首先，金馬獎從來就不是「政治止步」的無菌室，任何人都不可能期待電影不涉及政治題材。早年「反攻復國」那一段就不談了，即使到了1990年代，台灣新電影浪潮興起，金馬獎評選標準日趨專業嚴謹時，牽涉敏感政治、歷史議題的電影入圍獲獎，仍然是常態。
一個好例子是1998年，第35屆金馬獎的《天浴》，當年獲得十一項提名，拿下包括最佳劇情片、導演和男女主角共七項大獎，16歲的李小璐一舉成名。但這部改編自嚴歌苓小說的電影，內容描述一位文革時期下鄉插隊少女的種種暗黑遭遇。這部片當時在大陸就禁演，今天也不可能開放。如果把當年的情境平行挪移到今天，可以想像會引起多大的風暴，但當年似乎也沒有太多「政治汙染電影」的批判。
如果覺得1998年太遠，近一點的例子是2013年、第50屆金馬獎，賈樟柯導演的作品《天註定》，六項提名兩項獲獎。這部改編自大陸社會案件的電影遭遇坎坷，後來連是不是被禁演都沒個明確答案。同樣曝露中國大陸社會黑暗而沒能上映的電影，《盲井》在2003年、第40屆拿下最佳改編劇本。
2001年，第38屆10項入圍4項大獎的《藍宇》，則是踩到另一個禁忌：同性戀。而2012年，第49屆的《神探亨特張》、《浮城謎事》；48屆《鋼的琴》裡頭一部分內容，擺到今天能不能上映，甚至有沒有資本願意投這樣的劇本，恐怕都是問題。
所以，電影是不是被政治「汙染」了？這個問題，恐怕要擺在上頭的背景裡才能看得更清楚。導演鏡頭下演繹的故事，就是有可能和執政者形成緊張關係，批判和對抗是天然存在的。所以，頒獎給某些電影，會不會開罪某個政權這種問題，古已有之，於今為烈，「為烈」的原因是言論尺度大幅收緊，而不是電影創作這件事情的本質有了什麼變化。要問華文圈裡這張平靜的導演椅為什麼被掀翻，下手的絕對不會是電影人自己。
從這裡回到周六金馬獎的舞台上，可以看到有些欠缺脈絡的發言：例如張藝謀「中國電影的希望」是不是吃豆腐？徐崢是不是被傅榆逼(或者嚇)得發言自保？乃至於《大象席地而坐》頒獎最後，突兀地跳出來的那位策展人狗尾續貂、渾不可解的「電影是可以超越語言，它可以讓語言變得統一。」
說這些話究竟是出於什麼動機？話的真意是什麼？公眾恐怕永遠都得不到答案。但自由之可貴，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要從容地效忠表態「兩岸一家親」，也可以狡獪或笨拙地加台詞自保。當然還有傅榆的直白和婁燁的雖千萬人吾往矣。能夠共容這一切的，只會在台灣金馬獎的舞台上了。
截稿後消息是，除了婁燁以外，大陸代表團員集體缺席慶功晚宴。但它代表什麼意思？對未來會有什麼影響，目前沒人能預判。但電影和政治永恆的緊張關係不可能改變，此情此景讓人忍不住想到2016年香港電影金像獎，因為將最佳影片頒給電影《十年》而引發的風暴。董事局主席爾冬陞在打開信封，宣布《十年》得獎前一刻引用的那句話，如今值得再品味一次，並且送給同樣是主席的李安導演：
「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