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say · 亞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7月的夜晚，東京沒有比靖國神社更宜人的地方了。走過兩旁種滿銀杏樹的大道，一路蟬聲低鳴，不絕於耳，來到樹木掩映、由深色的柏樹梁木搭建而成的雄偉神門。拜殿前，繡有菊花紋飾的白幔撩人地隨風搖曳。道路兩旁燈籠高掛，身著浴衣的人群熙來攘往，沉浸在節日氛圍中。人們擡著供有一方神靈的神轎，歡快地喊著號子。

靖國神社的御靈祭在8月15日到達高潮，這是日本二戰戰敗紀念日。隨著這一天的臨近，通往神社的道路邊擺滿了攤檔，喧鬧狂歡如倫敦昔年的巴塞羅繆節大集市（Bartholomew Fair）。但並非每個人都如此快樂，也有一些陰鬱的人們，包括日本為數不多的倖存老兵及其家屬，在這裏悼念亡友。黑幫分子穿著貼身西裝，趾高氣昂；軍事狂熱分子佩著軍刀或穿著神風隊的飛行服，昂首闊步。有人在示威抗議，許多是上了年紀的老人，而警察將他們維持在原地。

這裏還有亡魂。沒有他們，靖國神社就毫無意義。神社供奉的是為保衛天皇而戰死者的靈魂，他們被尊為kami，這個詞大致可譯為“神靈”，雖然並不完全達意。神社建於1869年，即開啟日本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的第二年，莊嚴的儀式和大眾娛樂從一開始起就相合相契，這讓來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們驚訝不已。最初的大祭儀式伴隨著煙火、炮聲和相撲。

最初，這裏供奉的神是明治維新時代內戰中為天皇一方而戰的陣亡者。隨著日本占領臺灣（1895）、朝鮮（1910）、滿洲（1931）、中國東部沿海（1937）和東南亞（1941），所供奉的神靈數量和祭典的規模也越來越大。現在共有2,466,532名帝國保衛者被列入《靈璽簿》。他們全體被視為天皇的神盾。

根據神社的信條，所有亡靈都是平等的。但對全世界而言並非如此。一個民族要紀念其戰爭死難者，沒人會反對，即便他們是出於惡因而戰。但在1978年，靖國神社的宮司們悄悄地開始供奉14位政治軍事領袖，包括戰時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大將，他因計劃並發動了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軍事侵略戰爭被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判定有罪。這14人有的被日本的新領主美國處決，有的死在獄中。對許多人而言，包括很多日本人在內，將神聖榮譽授予這些人實在出格。數百萬人為之獻身的裕仁天皇不再參拜靖國神社；現任天皇明仁延續了這一做法。但是保守的民族主義政客卻越來越多地參拜神社，包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這招致全球許多國家的告誡，也激起了中國和韓國的憤怒。

Video

還有些亡靈引人矚目，他們沒那麽臭名昭著，但更辛酸淒涼。其中之一是李思炫，他的故鄉是今天的首爾，但在1910年到1945年間被稱作京城，是朝鮮日治時期的首都。在李思炫成長的20世紀30年代，他故鄉的大部分城墻和宮殿都已被夷為平地，剩下的斷垣殘瓦只是為了讓日本觀光團足以感受到一些異國風情（朝鮮妓院也在遊覽路線上）。總督府的巨大穹頂占據了城市正中。為慶祝1940年第一代日本天皇登基2600周年（這純屬虛構）紀念而建的皇國民誓塔內，存放了140萬朝鮮學生寫下的效忠日本天皇的誓言。

李思炫的女兒李熙子生於1943年，當時日本已日薄西山。美國人正不斷攻占日據太平洋島嶼，節節進逼。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始於1937年，本以為可以速戰速決，結果遭到苦行堅韌的基督徒蔣介石委員長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的抵抗，發展成大規模的長期戰爭。為了滿足戰爭需求，朝鮮及其北方日據的滿洲被剝削殆盡，資源和人民被洗劫一空。幾千名朝鮮婦女被誘拐為軍妓；幾十萬男子被迫到礦場和工地做苦工，地點主要在日本。自1944年起許多人被強徵入伍，李思炫成為其中一員。1945年6月，就在戰爭結束前幾週，他在中國南部的廣東陣亡。

他的女兒如今已72歲高齡。就像東亞所有古稀老人一樣，她經歷的時代可謂波詭雲譎。一如中國，李熙子的祖國也深受內戰創傷，一分為二；後來又和日本、臺灣以及再往後的中國一樣，經歷了經濟騰飛，面貌煥然一新。人口翻了三倍，GDP翻了50倍。韓國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民主國家。身處這滄桑巨變的歷史盡頭，回望戰爭似乎已很遙遠——在歐美，情況確實大體如此。然而在東亞，無論是在宏觀還是微觀意義上，無論是小到個人的生活細節還是大到國家間的外交關系，70年前結束的那場戰爭依然塑造著人們的世界觀，左右著該地區的政治，也讓亡靈難以安息。

1959年，李思炫的亡靈悄無聲息地被供奉進靖國神社。他為天皇而戰死，因而成為了一名神聖的天皇護佑者。1996年，他的女兒發現此事，堅決要求將父親的姓名和神位從靖國神社中移出。“我不是一名活動分子或學者，”她說道，“我只是我從未見過面的父親的女兒。所以我認為我對他有一份責任：把他從靖國神社帶回家。”她始終認為，父親的棲身之地應該是首爾南部的天安，那裏有史稱“三一運動”的烈士紀念館。1919年的那場運動中，數百萬韓國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日本殖民者的統治，成千上萬的抗議者被血腥鎮壓，更多人則被關進了京城臭名昭著的西大門刑務所。

事實證明，在日本為亡靈搬家絕非易事。靖國神社的宮司們雖禮敬有加，但態度堅決。一旦亡魂被奉為神靈，無論如何都不能退出。李熙子求助於當地政府，官員們卻告訴她，將她父親的神位供奉於此，乃是對帝國士兵一視同仁的明證。然而李熙子強調，日本政府從未像對本國陣亡士兵那樣，嘗試找尋她父親的遺體。

李熙子和其他急於把家人的神位從靖國神社移出的人一起，包括一些日本人在內，求助於法院，結果也不樂觀。最新一批訴訟中，尋求從神社移出的名字中包括一位年長的原告，他被列為陣亡顯然是誇大其詞。但是即便還活著，看來也無法從靈璽簿中除名。顯然，就算只是問上一問也是失禮。東京高院最近的一項判決稱，原告們應當“包容他人的宗教自由”。

李熙子問道，為什麽日本當局不能理解像她這種家庭所蒙受的屈辱？而這種屈辱本來很容易糾正。多位日本首相都曾為該國的侵略行為道歉，日本政府也承認自己在妓院裡奴役婦女實屬有罪。而且日本人同樣明白人民被掠是什麽感覺：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一些日本人被綁架到北韓，為殘暴政權充當翻譯和間諜。十多年前，安倍正是因為在此事件上直面北韓才成就了其政治聲譽。每一天安倍都系上一條藍色絲帶，提醒自己記住那些受害者。李熙子問，難道安倍看不到她的父親也是被綁架的嗎？

但是，從來沒有名字被從靖國神社中移出。

明治維新開啟了世所罕見的現代化浪潮，甚至中國1978年以來的轉型也無法與之媲美。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裡，日本從狹隘的封建幕府變成了現代化強國，不僅是經濟強國，也是軍事強國。日本領導人從未忘記被美國砲艦強行打開國門的屈辱，那時的日本被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稱為“閉關鎖國的土地”。因而日本喊出了“富國強兵”的口號。

1945年之後的70年裏，日本沒有因怒發過一槍一彈。在那之前的70年裡，戰爭是日本發展的核心。其擴張始於1874年，當時它首次對臺灣（外界稱為“福爾摩沙”）進行了懲罰性的遠征。1879年，它吞併了愛好和平的琉球王國，即如今的沖繩。1894至1895年，日本對清朝發動了主要發生在朝鮮半島的甲午戰爭，戰爭以中國恥辱失敗告終，中國幾百年來在東亞的主導地位被日本篡奪。1905年，在朝鮮和日本之間的對馬海峽，日本幾乎讓整個俄羅斯艦隊葬身海底。這是100年前納爾遜（Nelson）在特拉法爾加戰役大勝以來最大的海戰勝利，為日本隨後未遇挑戰就吞併朝鮮鋪平了道路。

相比日本軍國主義後來受到的譴責，日本的軍事現代化在早期的幾十年裡受人欽佩，這很值得回味。和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一樣，日本也為其帝國在海外的冒險披上了正義、合法和強力的外衣。這給西方列強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它們幾乎無法拒絕在主桌上給自己的學生以一席之地，盡管這位俱樂部新成員很快就發現種族歧視的存在。

亞洲的民族主義者們也贊賞新日本，包括未來共和制中國的奠基人孫中山。激進分子和知識分子齊聚東京，向這個亞洲強國學習，因為它可以在國內孕育自豪與繁榮，同時在海外與西方抗衡。這種讚賞甚至延伸到了靖國神社，正如它所體現的忠誠、自我犧牲和愛國主義的美德。19世紀90年代早期，中國知識分子和改革家王韜讚許地寫到，“很容易理解日本政府供奉戰爭亡靈背後的意圖：民眾將熱情澎湃，其忠誠將永不枯竭。”在那之後不久，中華帝國就敗在了日本人手下。

正如它試圖仿效的歐洲列強的帝國主義，日本的殖民主義植根於暴力，往往還有種族主義。然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變得異常混亂，原因與其說是追求更為強大國家的戰略目標，倒不如說是對冒險主義缺乏控制。明治維新後掌握實權、對軍隊有約束力的最後一批政治寡頭退出了舞臺。1931年，作為既成事實，一小群軍官向日本政府報告他們已經占領滿洲。國際聯盟譴責這一舉動之後，日本退出了國聯，並與納粹德國以對抗共產主義為名建立了同盟。1937年，中國和日本軍隊在北京城外的盧溝橋發生衝突，引發了一場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所說的縱貫中國東部沿海的“殲滅戰”。

麻省理工學院研究日本的歷史學家約翰· 道爾（John Dower）強調，現代社會不以侵略之名動員參戰，日本也不例外。在日本國內，其侵略被描繪成對合法權益的保護，或者是對抗共產主義的無私鬥爭。西方殖民勢力的譴責被斥為非常虛偽：亞洲國家飽嘗西方殖民主義之苦，日本是它們的拯救者和天生的領導者。泛亞主義是日本對外擴張的哲學基礎，有時候還是精神基礎。道爾指出，對日本而言，它大肆征服、力爭創造“大東亞共榮圈”的那幾年是一個“美麗的現代戰爭”時期。

許多保守的日本民族主義者仍然看到那一時期的美麗。安倍相信日本當時尋求富國強兵從根本上是正確的，今天依然如此，同時，重新實施這一政策是日本恢復成為一個其他人所稱的“正常”國家的關鍵。而安倍所稱的“戰後時期”則是日本歷史上一段可恥的例外，要依賴美國的保護，還有限制日本海外空間的憲法。

採取這樣的立場並非是否認日本所犯的惡行。首爾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的東亞歷史學家魯樂漢（John Delury）認為，相反，這一立場相信日本帝國在戰爭中的表現與其他國家沒什麽不同。其他國家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歷經轟炸之後硝煙彌漫的東京即是見證，十萬人亡命於此；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轟炸也是見證。基於這一觀點，歷史沒有讓日本人承擔特別需要表達悔恨或歉意的義務：“事實上，認為沒有必要表達特殊的悔恨就是日本遲來的回歸常態的一種表現”。

回到靖國神社，它沐浴在美麗的謊言之中。參觀其博物館“遊就館”的人們會發現，當初使日本敗亡的軍國主義仍被美化。令人畏懼的自殺武器被尊奉，包括回天（“回到天堂”）魚雷。這是一個15米長、內置一個微型座位和一個小型潛望鏡的黑色啞光拋射體，實際上就是一件水下自殺背心。日軍在南京（1937年）和馬尼拉（1945年）的暴行被輕描淡寫或者矢口否認。在那裏，日本士兵肆行殺戮與強奸，屠殺了數萬乃至數十萬平民和戰俘。一直以來，戰爭的目的被描繪得高尚而純潔：日本作為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共產主義或者中國軍閥混戰的堡壘巍然屹立。

 2013年底，安倍晉三履行競選時的諾言，參拜了靖國神社，掀起了一股外交風波。中國在全球各地的外交官紛紛發表署名評論文章，旨在激起反日情緒。在英國的《每日電訊報》上，在倫敦的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稱靖國神社是“一種魂器，代表了（日本）靈魂的最黑暗部分”。他料想讀者們會知道，在哈利·波特的世界裏，魂器存放著從身體中分離出去的靈魂的一部分，以期得到永生，而且魂器只能通過謀殺才能製造。他希望讀者們能推斷出，安倍晉三就是新的伏地魔(Lord Voldemort)。

這是修辭上的神來之筆，也不止於略帶虛偽。中國共產黨也有自己的魂器，直至不久前仍把一切不朽期盼寄托其上，那就是毛澤東的遺體。他的暴力統治令數百萬國人死於肅清運動及饑荒。但1976年他離世後，在象徵中國權力中心的天安門廣場上，建起了一座巨大而醜陋的紀念堂來保存他的遺體。那肉身經過防腐處理，但仍不免於一點點慢慢腐爛。

毛澤東是中國統治者掌權合法性的必要來源，但已不再是充分條件。人們已有足夠認識了解他當權時的暴力及暴政，就連共產黨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功過要“三七開”。隨著中國經濟及外交影響力日增，聲譽對其統治者來說有著新的重要意義，這是毛澤東從來不曾真正關心的，況且其遺留的影響對中國的聲譽也毫無幫助。於是，一股復興民族主義思潮與經濟增長和軍事實力共同構成了“中國夢”的一部分，而這一民族主義在詮釋上，首先是以戰時日本侵略為對立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顯然把對抗戰的回憶視為塑造中國人認同的工具。

中國的領導人認為對中國當年在二戰中所起的作用的記憶應該在外國也很重要。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勢力建基於其擊敗日本的戰績。中國在該區域的領導地位同樣是因為在打敗日本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畢竟正是這一角色讓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之一，當時只有戰勝國才能獲得這一席位。在劉曉明大使那篇“魂器”評論文章中，他提及當年中國士兵與盟軍部隊“並肩”作戰。上個月，他邀請筆者參加紀念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慶典。

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當然值得重新評價，正如牛津大學的芮納·米德（RanaMitter）在其最近一部關於中日戰爭的著作《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中所提到的。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迫使美國參戰，期間中國一直孤軍抗日。米德認為，假如中國在1938年投降——這在當時看來極有可能——東亞地區這幾十年也許已成日本的大帝國。相反，中國堅持抗戰，付出了巨大代價。在1937年至1945年的戰爭中，約有1500萬中國士兵及平民喪生，一億人淪為難民；參戰的其他國家中，只有蘇聯的損失可同日而語。誠然，中國最後沒能打敗日本，但其頑強抵抗牽制了數十萬日軍。

這是習近平強調需要被認識的一段歷史，但這裡面有中共不願面對的真相。幾十年來，共產黨官方敘事甚少提及國民黨和蔣介石，若有觸及，也是以反共勢力的面目出現：太懦弱、腐敗、不愛國而不能對抗日本。中國的“解放”並非在1945年，而是在1949年——那是日本敗退後共產黨在內戰中打敗國民黨的結果。就這樣，共產主義對民族主義的勝利被塑造為中國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終點。

但實際上，那些反對帝國主義、懷有強烈民族主義的國民黨才是抗擊日軍並將其拖入更深泥沼的主要力量。正是他們與億萬中國平民在八年抗戰中患難與共，堅毅反擊。相比之下，共產黨的抗戰根據地規模較小，而且相對安全。假如國民黨當初沒投入那麽多軍力在抗日上，蔣介石很有可能會在隨後的內戰中獲勝。

中國的這段歷史在戰後幾十年一直被極力打壓，如今正被謹慎而有選擇性地重現為新時代民族主義的一部分，藉以表達其在地區與全球的抱負。其中一個作用是把臺灣（蔣介石及國民黨在1949年撤離至此）和中國大陸講述的故事連結起來，強調中國人對抗日本侵略的共同奮鬥，而非內戰造成的分裂。然而，除了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這也是因為一股新期盼漸漸從地方冒升——中國以前被邊緣化的一些地區要講述自己的戰爭故事。

在中國西南，重慶某全新城郊小區的一套大戶型公寓裡，身穿花睡衣、身材矮小的王素珍被家中三代老少圍繞著，身陷在寬大的人造皮革沙發裡。對面是覆蓋整面牆壁的大電視，正在播放著一檔展現父母愛寵兒女的真人秀節目：一位父親帶穿著蓬蓬裙的小女孩去上芭蕾舞課；一個戴著墨鏡的小皇帝駕駛著小型寶馬模型車。室外的重慶如同狄更斯筆下的時代，滿目霧霾，而那炎夏熱火幾近地獄煎熬，長江濁流滾滾，在峭壁之間蜿蜒。

1938年，蔣介石與其政府撤退到重慶。前一年，當時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在大屠殺中淪陷，日本侵略者的這場惡名昭彰的勝利使其控制了中國幾乎所有沿海城市，包括上海。幾百萬中國人跟隨蔣介石逃亡到重慶，這裏成為當時中國的陪都，直至戰爭結束。

那是艱難困苦的七年。雖然位處偏遠和山區地形在一定程度上給這個城市帶來了保護，但戰爭仍然就在眼前。許多平民在空襲中喪生，而在1941年6月5日的一次事故中，一個防空洞裏就約有1500名平民死於窒息。政府開出每具屍體一斤米的條件，讓船夫們把這些屍體運出城外。王家比大部分人過得好一點。他們住在重慶城外的石龍鎮，躲過了空襲。就在日本投降六天後，王素珍出生。不久後，王家搬到重慶城裏，在城裏的批發市場賣絲綢刺繡謀生。但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改變了這座城市。重慶作為抗戰中心的戰時光輝歷史受到打壓。抗戰勝利紀功碑被更名為人民解放紀念碑。帶有“壞”階級背景的人（即隨蔣介石來到此地的惡“地主”和國民黨人）被貼上恥辱標簽，王家被迫離開重慶搬到農村。

Video

王素珍的母親在農村公社裏辛勤勞作，努力養育八個兒女，然而，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輪番襲來。王素珍記得，某個冬天，生產隊弄來了一頭牛，但因為沒有草吃而快要餓死。然後，人們自己也開始吃草為生，引致腹脹，有時吃了草也照樣饑腸轆轆。後來，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把惡“地主”拽出去毆打。“我們什麽也沒問，”王素珍說道，“我們不敢出聲，不然，我們也會被打。”

1987年，王素珍和家人離開了公社，自己種植和銷售農作物，日子過得不錯。政府給她當老師的女兒分配了一套房子，他們全家搬了進去。1989年，他們買了第一部電視機，還有一臺冰箱。2005年，他們買了第一輛汽車。家中誰也沒想到一切會變得這麽快。幾年前，王素珍還找到了精神慰藉。事緣一位年長親人去世，之後她覺得家裏冤魂不散。他們找到一位道家天師來安魂，但不奏效。“然後一些基督教朋友說他們那種禱告能帶來安寧，果然如此。”那鬼魂不再困擾他們家，王素珍現在每周都去教堂。

王素珍的信仰之路有點異乎尋常，但她家的致富軌跡在這城市裏則相當典型。隨著西南日漸富裕，人們開始更公開地談論本地的戰時經歷。以往，每逢8月15日，重慶的報章總是刊出同樣的國家敘事，跟妳在北京讀到的沒有兩樣。如今，他們會向當地的戰時英雄致敬。1941年防空洞慘案所在地被定為紀念遺址。在黃山山頂，蔣介石曾藏身的舊居內，會有一位年輕演員身穿委員長的儒雅長袍，貼上小胡子，在那裏迎接遊人。

假如重慶正重拾過往歷史，而且全中國漸漸認識到，在對抗帝國主義勢力的過程中，不單共產主義，民族主義也起了重要作用，那麽，這對中日關系有何意味？有跡象顯示，這或許會帶來改善；更複雜細緻地去看待中國歷史才能令人更細緻入微地看待其敵國。

乍看之下，王素珍還是堅持傳統看法：她激烈地說，日本人很殘忍，她不喜歡他們。她遇見過日本人嗎？沒有，她承認，但又對著電視機點頭，說她經常看得見他們。當被提醒那些抗戰影片裏的日本人都是中國演員扮演的，她笑了起來。“那只是政治宣傳，我知道。”說完，她又和家人一起沉浸在穿粉色蓬蓬裙女孩的故事中。

習近平以舊日的敵對情緒來支撐現代的民族主義認同，這令人擔憂。但一個比中國過往任何時期都更富裕的社會，還有許多其他方面影響到其價值理念的塑造。像在強調這一點似的，王素珍既是對自己又是對筆者低語道：“誰會想念過去？”

與安倍晉三心靈相通的並非只有靖國神社的鬼魂。2012年大選獲勝後，他逕自到外祖父岸信介的墓前許下諾言。岸信介也曾任首相，於1957至1960年間在位。雖然他是一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但面對日本向美國投降而後被閹割淪為小跟班的戰後角色，他不得不接受要以重振經濟為重，回歸大國地位為次。當然，這只是個權宜之計，岸信介很清楚這一點。

1965年，岸信介認為日本有必要重整軍備，作為“全面清除日本戰敗及美國占領結果的手段。有必要讓日本最終走出戰後年代，讓人民重拾作為日本人的自信和自豪感”。這些言辭放在安倍的競選宣言裡也毫不違和。而安倍在外祖父墓前立下的誓言是他將為日本“重拾真正的獨立”。

這不意味著安倍反美。像他外祖父一樣，安倍需要美國來確保其國家安全。面對中國的崛起，他加強了兩國的軍事同盟，4月時同意簽署了新修訂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但他對美國在“日本衰敗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深有介懷，這裏不是指戰時的實體破壞，而是美國在戰後強加的秩序。他討厭東京的戰犯法庭：一邊絞死了征服亞洲的日本領導人，另一邊西方列強又重新確立了它們在亞洲殖民地的統治，這是何等虛偽。他認為加諸本國的憲法限制了日本的正當抱負。在教育界，左翼人士合謀灌輸戰爭罪惡感及對愛國主義的反感。

這一戰後秩序對隨後70年的和平、繁榮、民主發展所起的作用在這樣的分析裡被忽略，要知道安倍的自民黨正是這段時期的一大受益者。但美國也沒有資格以雙重標準指責日本的民族主義者。畢竟，盡管一切戰爭罪行都是以裕仁天皇為核心的政治體系以其名義犯下的，但當時麥克阿瑟將軍決定不起訴天皇，他的理由無法被證明正確但令人難以置信——他認為一個被擊潰的民族若能保留其皇帝會更順從聽話。正因為這一決定，日本更難以檢討自己的行動，也難以為其受害者或為國家自身全面記錄這些行為。但冷戰抹去了最後一線清算機會，因為美國需要資深的日本保守派作為盟友。東京的戰爭法庭對第一批日本戰犯宣判後，幾乎同一時間，以甲級戰犯罪名被起訴的其他人便從東京的巢鴨監獄獲釋，繼而被委以高位。

其中顯眼的一員是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國傀儡政府的背後主腦。通過把私人資本運用到由政府高度主導的經濟中，他把滿洲國變成了日本戰爭機器的發動機。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馬克· 德里斯科爾（Mark Driscoll）曾描寫過這一體系虐使中國勞工的一套“死亡政治”觀。這個超現代的試驗性政權殘酷運用人力的歷史如今幾乎已被遺忘，但這一結合私人資本與政府高度主導的方法不但直接啟發了日本在戰後的發展，而且，之後韓國和中國也相繼從中得到靈感。而這一切的背後主腦是誰？正是岸信介本人。

安倍不加批判地認為其國家的本質與明治維新的建制及之後催生的一切密不可分，這是執迷不悟。但如果否認日本在戰前和戰後的連續性，認為一切是割裂的，那同樣不對。四方八面，鬼魂被緊鎖禁閉。相反，應該讓它們說說，也聽聽——傾聽、訴說戰爭的複雜真相，討論責任何在，回憶受害經歷。

徐明回想起第一次獨自出門的情景，那時沒有母親在旁牽著她的手。她問一群小孩能否讓她加入一起玩。“‘不行’，其中一個孩子說。‘為什麽？’我問。‘因為妳是個小日本鬼子’。然後最高的那個孩子插嘴說，‘行，可以一起玩。但妳要做狗。妳得在我們褲襠下爬過去，然後汪汪叫’。我照他們說的做了。然後他們開始打我。”

1944年，徐明在中國東北的黑龍江出生，那裏是滿洲的一部分，3年前岸信介已從那裏被召回東京擔任工業大臣。徐明是家中獨生女，父母愛護備至。但她在外面卻備受欺淩。七歲時，班級組織觀看一部戰爭電影，講述的是共產黨軍隊打擊窮兇極惡的日本人的光輝戰績。她身邊的孩子開始高喊“打倒日本人”。然後他們朝她吐口水。看完電影，老師點名，但徐明不見了。老師發現她蜷縮在椅子下面，眼睛哭得通紅。老師批評了班上學生。她說，徐明只是個孩子，電影只是電影。那天，徐明立志要成為一名教師。

一年後，一名公安來到她家。徐明被打發到屋外，但她伸長脖子偷聽裡面的對話。那位官員大喊：“妳最好承認：這孩子是日本人，是妳收養回來的。”她母親淚流滿面。徐明跑進屋裏安慰她。兩母女哭得一塌糊塗，哭得那名公安也問不下去了。

就是那個時候，徐明問：“我真的是日本人？”

“對，”她母親回答道，“妳是。”

據約翰·道爾稱，戰爭結束時有超過600萬日本人滯留海外。很奇怪，他們的故事少有提及，即便在日本也是如此。滯留的日本人中約有一半是士兵，許多人受傷、體弱或患病。其他有管理人員、銀行職員、鐵路員工、農民、工業家、妓女、間諜、攝影師、理髮師、孩子。對於這些人以及他們在日本的親朋好友來說，8月15日遠非徹底結束之日。被徵召入伍和流放外國的中國人和韓國人也陷於類似的境況。日本戰敗一年後，還有200萬日本人沒有回國。許多人再也沒能回去。日本在1946年推出全國性電臺節目《失蹤人士》，直至1962年才停播。

盟軍利用了投降的士兵。其中七萬人被美軍用作其太平洋基地的勞工。莫大的諷刺是，英國人利用了超過十萬日本人在東南亞部分剛被“解放”的地區重申殖民統治。在中國，數以萬計的日本人加入內戰雙方作戰。

最糟糕的命運是落入俄國的“保護”。在最後一週參戰的蘇聯接受了滿洲及朝鮮半島北部日軍的投降。可能有160萬日本士兵落入蘇聯手中。約62.5萬人在1947年底被遣返日本，許多人之前曾被送往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並受到密集的思想改造。其他一些人成功南下，去到朝鮮半島上由美國控制的地區。1949年初，蘇聯聲稱只有9.5萬名日本人有待遣返，但據日本和美國的計算，還有超過30萬人下落不明。

1945年8月，仍有100萬日本平民留在滿洲。據猜測，在日本投降後的混亂和蘇聯的暴力之下，其中約有17.9萬人在企圖回國時喪生，或是死於1945至1946年間的嚴冬。孩子們回到日本時已淪為孤兒，脖子上掛著裝有家人骨灰的盒子。在滿洲，日本父母懇求中國的農民家庭收養他們最年幼的孩子。

徐明的生母就是這樣做的。她生父在日本軍隊服役，已被強拉至西伯利亞。小徐明是他們最小的女兒，她母親覺得這孩子熬不過回日本的旅程，便懇求一對夫婦收養她。後來這對夫婦生了好幾個孩子，便把小徐明賣給了徐家。

Video

多年過去，徐明終於通過考試成為一位教師。她成績優異，本來事業前景一片美好。但之後幾年，她只能在黑龍江深山老林的晦暗營地裏給伐木工子女教書。“妳沒法改變的，”她的教授曾說，“妳是個日本人。”在木材營地裏，人們只能把玉米苞葉和樹皮磨碎來做麵包，但在如此偏遠的地區生活卻讓徐明躲過了文革時期最嚴重的瘋狂。在她的家鄉，一位溫柔勤懇的日本牙醫被拉到十字路口，脖子上掛著譴責她是日本間諜的牌子。每次被問到是不是間諜，她都否認，然後就被打。三天後她死了。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為這昔日敵國啟動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雙邊援助項目。日本人開始來到黑龍江尋找家人。一名來訪記者答應徐明，會替她在日本媒體上登廣告尋親。北海道的一位老兵回應了其中一則廣告，肯定她是自己的女兒。在1981年，徐明獲得了簽證。能到日本去，她非常興奮。她與那位老兵相見的場面十分感人。但之後的DNA測試表明他們並無親緣關系。那位老兵再不願與她有任何瓜葛。

日本官員威脅要驅逐徐明出境：中國法庭承認其日本血統的文件毫無作用。為留在日本，她奔走於各個法庭，期間她在當地一家非政府組織做志工，幫忙處理“滿洲孤兒”事務。一天早上，在附近一家咖啡店裏，兩位正要前往這家非政府組織的日本女士問徐明能否同桌。當然可以，徐明用仍帶有口音的日語回答道。兩位女士問她是否中國人，如果是，來自哪裏？黑龍江，徐明回答。我們的母親當年正是把妹妹留了在那裏，兩位女士說。巧合之處越聊越多：說的是同一個鎮，收養徐明的第一家人姓李，李家就在鐵路旁邊。自1945年以来，三姐妹第一次相見。現在徐明才知道自己的本名叫池田澄江，重逢固然欣喜，但得知她們的母親幾個月前剛剛去世，又難免哀傷。但如今，至少母親的靈魂可以安息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飽經創傷的眾人已接近生命終點。但包含他們印跡的亞洲歷史繼續塑造著其子子孫孫的世界。在某些地方，歷史被扭曲，在另一些地方，歷史被否認。某些受害者和某些勝利者得到人們的紀念。其餘的被遺忘。

上世紀60年代，靖國神社裡心態較今日開放的一位大宮司在神社空地的一個角落立起一個小小的神龕，供奉敵方亡魂。現在，這裏圍上了金屬護欄，禁止遊人接近。每年7月的祭日，一位年輕宮司會在神龕外面隨便放一碗水果作為祭品，然後步履歪斜地走開。至於那場侵略戰中的日本受害者——那些被將帥拋棄而在新幾內亞叢林裡死於饑餓和疾病的年輕士兵，以及因戰事波及日本本島而喪生的數十萬平民：他們無處可見。靖國神社只紀念光榮的死亡

“誰會想念過去”，重慶的王素珍坐在沙發上問道。的確，誰會呢？但過去不該就此遺忘。